阮琳正在创作 罗赟鹏 摄
宽大的桌面上杂乱摆放着原料、成品还有各种工具，桌旁，一个人戴着厚重的老花镜，一手按着葫芦一手拿刀，在葫芦表面慢慢刻画，很是专注。只见她落刀稳劲有力、恰到好处，不多时就在葫芦上刻了一幅富有意蕴的山水画。这位技艺精湛、雕功深厚的人，就是兰州刻葫芦省级非遗传承人、兰州阮氏微雕艺术第三代传承人阮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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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有句谚语：“吉祥葫芦牛肉面，羊皮筏子赛军舰。”这里的葫芦指的就是兰州刻葫芦，而说起制作兰州刻葫芦的大家，一定要提到阮家，阮琳就是阮家人。
阮琳回忆，小时候虽然家里清贫，但诗书、画本等还是很丰富，父母常写字画画、吟诗作对。“即使在困难时期，我也没有停止学习，始终热爱传统书法绘画，喜欢看经典的传统文学、诗词歌赋等。”
从小受到艺术熏陶的阮琳，一有时间就会画上几笔或者是拿着父亲的刻刀，像模像样地刻上几刀。长时间的耳濡目染，令阮琳喜欢上了这门传统工艺，也是在父辈们的言传身教下，15岁时阮琳已经能独立创作完整的作品。
1979年高中毕业后，阮琳被兰州工艺美术厂破格招收，“刚进厂的时候，凭借着这门技艺一个月能拿到40元工资，我很开心很骄傲。”阮琳说。
那段时间，阮琳边工作边学习，技艺不断提升，很多由她制作的刻葫芦出口海外。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兰州工艺美术厂进行体制改革，和许多人一样，阮琳在时代改革的浪潮中被迫下岗，失去了工作。“没了工作，在家闲待了1年多，生活很烦闷，我便开始寻找新的出路。”阮琳了解到，有很多外国人被莫高窟吸引，他们临走时还会带一些纪念品，尤其是融入敦煌文化元素的工艺品。
1991年，阮琳坐上了开往敦煌的绿皮火车。当第一次走进敦煌、走进莫高窟，望着窟内那线条流畅、姿态飞扬的飞天时，她深受震撼，觉得这些内容都可以刻到葫芦上，让葫芦成为一个可移动的载体，传播敦煌文化。“我还发现外国游客更喜欢现场制作的旅游商品。”
回到家后，阮琳拉上大姐、说服母亲，在第二年春天，姐妹二人携带刻葫芦的工具和原材料奔赴敦煌。
“到敦煌后，我们和当地的酒店协商，早中晚游客进出高峰时，在酒店门厅处设置刻葫芦摊位，现场制作销售。”也是在那个时期，阮琳学到了很多新东西。为了更好地与客人沟通，她还到兰州大学进修了日语。
慢慢地，阮琳在敦煌站稳了脚跟，从最初的在酒店门厅练摊到逐渐开始赚钱，再到成立自己的刻葫芦工作室，刻葫芦成为阮琳热爱的事业。
2008年，阮琳接到了家乡兰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陈列馆的一个电话，对方邀请她回兰州设立刻葫芦传习所，更好地展示和传承兰州刻葫芦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我到现在还记得，开馆的前一天，我和女儿带着大包小包的物品，将原本空荡荡的展馆布置得满满当当，琳琅满目的刻葫芦工艺品让前来参观的人们拍手称赞。”
如今，走进阮氏葫芦艺术馆，大大小小的葫芦摆放在各个地方。在这里，游客可以了解兰州刻葫芦制作技艺，以及刻葫芦创意来源。“制作刻葫芦的工艺比较复杂，制作手法很多，阮氏家族传承的有彩绘葫芦、烙画葫芦、葫芦篆刻、刻皮浮雕、镂空刻、素描刻等数十种。”阮琳说。
阮琳介绍说，爷爷在世时，将中国四大名著之三部都刻于葫芦之上，唯独《红楼梦》没来得及刻。为了完成爷爷的遗愿，阮琳在父亲的帮助下，开始了《红楼梦》的创作，历时一年，将黛玉葬花等12个故事刻在一个葫芦上面。
从儿时的玩具到现在的艺术藏品，阮琳已经与葫芦相伴了30多年。其中，由她创作的《百美图》，在直径只有5厘米的鸡蛋葫芦上雕刻了近百位美女，细致到双眼皮、睫毛都可以看到，充分体现了阮琳高超的微雕技艺。
“做了30多年的刻葫芦，现在想来最难的不是做的过程，而是题材和构思，因为随着技艺的日益精进，再难的雕工都游刃有余，而好的创意和想法却是可遇不可求的，这就要开阔自己的视野，打开思维。”阮琳说。
如今，阮琳已将工作重心放在了兰州刻葫芦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播上。她要么参加各种文化方面的交流培训会议，向更多人介绍兰州刻葫芦；要么在传习所为游客讲解刻葫芦技艺和文化，指点客人自制一件刻葫芦作品。
谈到刻葫芦技艺的保护与传承，她说：“10多年前，我曾抱有悲观的态度，但是现在我看到了保护和传承的希望，兰州刻葫芦技艺的未来是光明的。”
前些天，阮琳逛了一个文化创意跳水市集，她看到，中国潮玩具、非遗产品等文创产品深受年轻人喜爱。“我觉得他们对文创产品的喜欢是建立在对文化的认同上的，有对传统文化的认知和理解。”阮琳说，传统手艺人要不断地学习和拓宽视野，在传承中思考并寻找新的亮点和突破，用年轻人的视角创作产品，赢得年轻消费群体的喜爱。
